当时，我的身体太差了，体内电解质混乱，肌酐2300+（正常人40到120），连续3天的透析让我几乎从头吐到尾。

又透析了3天，医生建议做肾移植。我被转到了移植科，天天盼望着能很快等到肾源，但一天天过去了，我等得实在是焦急死了。

这期间，我看到很多做了移植手术的病人又回到医院，他们不是血管出现问题，就是发生慢性排斥需要住院接受治疗。

我这才明白，换肾并不是一劳永逸，术后的养护更是一门大学问。

我的心越来越不安。肾源的稀缺是主要原因，另一方面还怕出现后遗症。

在等待肾源的间隙里，我签署了器官移植排队手术的登记册，排队等肾源。

因为不知道啥时候有肾源，不能老住在协和的。我回到辛州做透析，每周3次。同时等待着肾源的消息。

等肾源等了半年多，可是好事多磨，两次配型都失败了。我郁闷死了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继续等了半年后，总算配对成功。

在等待肾源和透析的日子里，我认识了几个跟我一样在排队等待的病友，大家称呼彼此是战友。其中一个也是移植手术失败了，由于手术的副作用，头发变得稀少，体重只有70多斤。

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姓冯的中年男人，他说他已做了4年透析，配型两次都失败了。他是AB型血，肾源更难找。

冯先生说，他每周透析3次，每次4小时。每个月得六七千，好在有医保，还得两千左右。

他说，在中国，慢性肾脏病的总患病率约为10%，而其中的1%就可能会发展为尿毒症。全国的尿毒症病人有几百万，但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不到8000例。

“我国每年有9万人死于车祸，如果他们能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，就能拯救很多人！”高玉贞结束对过往的回忆，感慨地说，“我经历了器官移植的痛苦，太能理解需要器官的病人了，我在前年和辛州市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。”

季虹立即给高玉贞点赞：“你太伟大了！能做出这一举动不容易的。我听说曾有一位脚趾坏死的老奶奶，医生建议切除坏死的脚趾，否则有感染致命的风险，但家人说要开家庭会议讨论，结果还没讨论出结果，老奶奶就因败血症过世了。”

“没错，我也听说过。”高玉贞说，“当医生问老奶奶的家人，后不后悔没赶紧给老人做手术时，他们说不后悔，因为留了全尸。哎！这种旧观念实在太迂腐了。不过，这是人家的权利。”

“也是。不过，这类人会阻碍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的。”季虹说，“中国人在这方面需要向某些发达国家学习。根据数据调查，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，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，供需比约为1：30，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：3，我国面临严重的器官短缺。”

高玉贞说：“是这样。截止目前，我国登记器官捐献的人员不到500万，这个数据，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，实在是太少了。”

季虹瞅着高玉贞有几块红斑的脸，问：“红斑狼疮患者能器官捐献吗？”

“我问过了，不在排除之列，至少眼角膜没问题的，就当是给医学界做研究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