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虹说：“问得好，你听我慢慢讲下去——”

对你这个问题，我查了不少资料，找到了造成农民工目前生活状况的根源：

上世纪80年代，第一代农民工进城，创造了第一次“民工潮”，到了90年代初，城市面临下岗潮，城里的人也要再就业，农民工就成了城里不需要的所谓的“麻烦”。

比如，某个大城市要清退25万人，所有单位企业每月都要填报进度。

又过了三四年，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，城市又开始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了，农民工们又被允许进城了。然而两三年之后，他们再一次遭到清退，因为城市又面临一次规模性的下岗。

城市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就像势利眼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农民工总是处于被动之中。他们在反反复复中的被动中耗去了美好的青壮年，耗来了衰老，耗来了疾病。

近20年来，赚钱的机会确实多了，但他们也因为衰老而竞争不过年轻人，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、孩子的房子、孩子的婚礼，仅存的一点点钱，被掏空了。

有数据表明，在北方农村，年轻人结婚的开销在50万上下，做儿子的这一结婚，当爸的打工七八年的收入没了。拿不出的只能借债，而这个债，女方基本上不会同意结婚后一起还。

城里人平均退休金是3000块，而农民工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，他们在城里打工平均超过15年，到了晚年有一半以上存款不足5万块。

“这个数字，你会震惊的吧？”季虹问向黄默山。

黄默山说：“我听出来了，照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，努力未必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对对对，你说对了。”林倩插话道，“咱们几个再努力，也赶不上你的速度，光着脚也赶不上，因为平台相差太远啦。”

季虹接着说：“这类群体，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，读到大专和大专以上的不到20%，六七成的孩子成了下一代农民工，他们的孩子在生孩子之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，很多人为了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，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，于是孩子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。

“这就成了一种死循环。谁不想打破这样的循环呢？但是谁又能做得到？第一代农民工当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，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。

“对，

“城市老年人看病很方便，但农民工难多了。他们很少去看病，因为他们看不起。买保险对他们来说就是冒险。

“2009年，养老金政策出台后，35%的人不相信或者不理解这项政策和自己的未来有啥关系，于是没有参保。他们60岁以后，只能领基础的养老金——每月仅仅100多块，参保的人也是很少能搞明白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。